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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維爾 - 一個遠去的童話

哈維爾
1936年,哈維爾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富商家庭,12歲之前享有優渥的生活與自由的學習環境。1948年,捷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,哈維爾的家庭被打成「走資派」,從小享受的哈維爾被下放到工廠和實驗室去當學徒。從雲端跌到谷底的際遇,並沒有讓哈維爾向現實妥協,反而讓他生命中豐碩的文藝靈魂激發出來。也因為文藝細胞的關係,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,哈維爾開始注意到共產社會的荒謬性。只有小學學歷的哈維爾,青少年時代被政府強制徵兵,為了逃避過多的軍事訓練,哈維爾因為有劇院的工作經驗,熱烈的參加戲劇演出,反而激發出了他的編劇本能,成為小有名氣的政治荒謬劇劇作家。也因為與藝文界的密切接觸,他與許多的捷克文壇中間分子,如吉利格魯沙(Jiri Grusa)等人,一起組織激進的地下政治組織。 哈維爾的創作是融合在捷克當年的政治現況之中的,所寫的幾乎都是嘲諷社會與政治的諷刺劇,用簡陋的小舞台、幾個演員就可以演出,讓台下受壓迫的一般人民笑忘現實苦痛。有人統計過,共產黨統治捷克40多年以來,全捷克只有2位劇作家沒有獲頒任何形式的獎章,其中1人就是哈維爾。有人笑說,獨裁政府和獨裁者最喜歡互相頒發一大堆名目的獎章,可以自我安慰,也可以儉省的攏絡人心,哈維爾從來不吃這一套,即使全捷克境內的劇作家都淪陷了。但是,哈維爾事後回想也曾經笑著說,或許是因為他寫多了政治嘲諷鬧劇,上帝要逞罰他,「所以就讓我當了總統,陷入以往在劇本中被我嘲弄的現實裡面,無法自拔」!
七七憲章
創作的人生直到1967年的「布拉格之春」民主運動,因為遭到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的坦克車部隊鎮壓,而產生質變。從這時候開始,哈維爾原本一個藝術家以戲謔的方式嘲笑批判政治,變成以自己的生命賭上政治運動。1977年1月,哈維爾和同志一起發表震驚世界的「77憲章」(Charter 77),發表之後,哈維爾成為77憲章運動發言人之一。隨後就被拘留偵訊、搜索住屋,並且接受電子軟禁。「77憲章」後來也導致捷克共黨政府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大規模鎮壓。1989年11月7日,捷克的民主運動終於來到了臨界點,當天一大群學生在布拉格市中心的聖瓦斯拉夫廣場旁邊,紀念1位當年在「布拉格之春」遭到蘇聯鎮壓的時候,自焚抗議的年輕人。結果,捷克共黨政府一陣慌亂,鑒於中國天安門事件才剛剛結束不久,驚弓之鳥的共黨政府出動軍警強烈鎮壓,造成死傷,結果捷克人民群情激憤,運動的擴展超乎預料之外。 當時的1位學生領袖說,運動是由學生帶頭起來的,但是後來的發展,「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!」一連串的群眾壓力,終於讓共黨政府低頭。 1989年12月29日,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(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)聯邦國會,終於屈服推選出哈維爾擔任總統。剛剛上任的哈維爾,突然從民運分子變成國家機器的掌握者,有一點水土不服。整個政府體制都是屬於共產黨的,哈維爾必須想辦法將這個尷尬反轉過來。首先,他拒絕搬入捷克的共黨總書記官邸,「我覺得,要我進去這間由胡薩克(Gustav Husak,前捷克獨裁者,在布拉格之春後由蘇聯一手扶植起來)親自佈置的房屋,倒不如把我殺了!」 很快的,哈維爾必須要認命自己的核心執政團隊,有趣的是,哈維爾身邊的親信全部都是文人作家與演員,他只好選擇這些朋友進入總統府一起幫他的忙。讓人很意外的是,不論是掌管情治機構、軍警特務、外交事務甚至體育交流的總統顧問,全部都是捷克反對運動的文人作家們,所以,外面的人可以看到,這一大批穿著T恤、牛仔褲,態度輕鬆自若且滿口哲學觀的文人,竟然在總統府內指揮著前共黨政府一手培養的軍警特務,而且絲毫沒有任何「忠誠、政變」的問題。捷克人民,眼見這樣讓人耳目一新的民主政府,更是喜上眉梢! 哈維爾執政之後,最喜歡突擊檢查公共場所,包括酒吧、舞廳、政府機關、軍營,他從來都不事先通知,就突然出現在某為公務人員的眼前,嚇人一跳。他喜歡用這樣的方式,來獲知捷克民間的真正實際情況,而不想透過幕僚層層轉手的各種輿情報告。哈維爾還說,他最怕的就是電視新聞的攝影機,他不喜歡鏡頭、最討厭作秀,他也不計較總統的形象,在媒體上面呈現出來的到底如何?可不可以加分?對於競選連任有沒有利?哈維爾從來不考慮這些東西,只靠著他作家的簡單哲學觀,管理複雜的國家機器。他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權力,最痛恨「媚俗」(Kitsch 德文,是捷克大文豪米蘭昆德拉所創的辭語),讓捷克人、甚至歐洲人,都對他如痴如醉。
絲絨革命
掌握國家機器實權的哈維爾,在上任開始不久,就以他簡單的哲學統治觀念,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,就開始推行舉世稱道的「絲絨革命」(Velvet Revolution)。會用「絲絨」這個字眼,是因為哈維爾推動的革命,「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有打破,異常的和平」所致。1995年,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突破外交困境,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,發表了一篇「民之所欲、長在我心」的演說,內容中有關台灣「寧靜革命」的看法,其實就是想要和哈維爾的「絲絨革命」相互輝映。「絲絨革命」帶給捷克完整的民主與日漸穩定的經濟景氣,但是卻也加深了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,兩個民族不管在血統、語言和政治概念上,都有很大的差異,當初是在第1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勉強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(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),在「絲絨革命」之後因為經濟差異日漸加大,斯洛伐克人無法忍受捷克人的經濟優勢,獨立自主的聲音日漸強大。剛剛執政的哈維爾,基於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身分,總是不能答應這種分離獨立的訴求,但是哈維爾也沒有採取軍事或者外交政治鎮壓的手段對付斯洛伐克,反而讓獨立的聲音滋長。最後,在國內情勢日漸緊張的態勢之下,哈維爾不得不宣佈答應斯洛伐克的獨立,並且自己主動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的職位。哈維爾在辭職宣言中還強調,這是他個人歷史中「最黑暗的一天」。 也因為哈維爾對斯洛伐克的同情,斯洛伐克在獨立之後,對捷克和哈維爾還是相當友善。後來捷克獨立成單一共和國,民眾還是選哈維爾當總統,而且連選2任,哈維爾的執政長達12年。漸漸的,哲學家總統的美夢,竟然在捷克出現,這在古希臘文明中被視為終極完美政治狀態的夢想,數千年來都被人類文明所污染,但是捷克是一個國民平均素質極高的國家,儘管經濟狀況不佳,但是捷克的街頭幾乎滿街都是作家、詩人或者劇作家,演員、音樂家也滿街跑,李登輝在2000年10月以平民身分出訪捷克,在國家音樂廳欣賞「布拉格音樂之父」史麥塔那(Smetana)的「我的祖國」(Ma Vlast)而感動流淚的情境,其實就是捷克國民素質的寫照。這樣的國家,有一個哲學家總統,讓全世界都羨幕不已。 2002年卸任之後,很多人都問哈維爾,他要如何在劇作家和總統二種截然不同的身分之中,求取平衡?哈維爾說,當一個劇作家,看到自己的劇本被演員和舞台設計,忠忠實實的呈現,完整表達自己最初的想法,這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。「但是,當總統不能這樣,總統要面對的事情,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,而且情勢一直在改變,我必須不斷的妥協,不能像在劇院一樣,因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發脾氣!」曾經導演過【飛躍杜鵑窩】(One Flew Over the Cuckoo's Nest)和【阿瑪迪斯】(Amadeus)的捷克裔大導演米洛斯福曼(Milos Forman)說,哈維爾20多年前寫的一齣諷刺劇最後一句台詞,最足以形容他這個人: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人,工作往往是最成功的!」 有關布拉格之春...
布拉格之春
2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,是一個「鐵幕內外」壁壘分明的世界。1948年捷克共黨贏得國內大選,全面掌權,並且將國名改成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國」(People’s 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),整個捷克斯拉夫的廣大領域被劃入鐵幕之內。但是,與多數東歐共產國家相比較,捷克尚是屬於較為開放的共產國家,基本教義的陰影並沒有入侵到國家的精神底端。1965年開始,有鑒於共產制度導致經濟蕭條,捷克共黨政府貪污腐敗,共黨內的改革派推出了「新經濟模式」,經濟情況漸漸好轉之後,人民對於政治開放的渴望越來越高,改革派在1967年將溫和的杜布契克(Alexander Dubcek)推向捷共第1書記的位置。在杜布契克的領導之下,捷克的出版審查被廢止、地方選舉與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被保護,這就是杜布契克所提出的「擁有人性的社會主義」(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),也就是著名的「布拉格之春」(Prague Spring)民主運動。勇敢的杜布契克,也被捷克人視為英雄。當年的8月21日,蘇聯紅軍的坦克車迅速開入捷克首都布拉格,軟禁杜布契克,透過媒體與軍事鎮壓,讓改革開放的「布拉格之春」煞車。捷克一代大文豪米蘭昆德拉(Milan Kundera),在他1984年的名著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(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)中,就用隱喻哀傷的筆法,側寫這一場影響捷克人、甚至全世界的民主災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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